认识齿轮厂，是从那里的早点开始的。
过去，齿轮厂在六安，也算得上是个比较大的工厂了，但是，我一直对这个厂不大了解，一来，这个厂挺偏僻的，在新淠河的对岸，离我住家的地方很远，大约有4、5里路样子，到厂里，还需要摆渡过河；二来，可能也是主要原因，过去的工厂，其实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社会，医院、学校、商店，甚至于电影院、洗澡堂都一应俱全，不需要过多地跟外界接触，厂里的孩子，就在这样的封闭的小范围内，生长、学习，学校毕业以后，也大多会子承父业留在本厂上班，所以，我们很少有机会跟他们有接触。
不过，偶尔在别人的闲聊中，也断断续续地知道一些这个厂的情况。
这个厂大约成立在文革时期，厂里的工人，大部分是来自上海的“劳改犯”，好像很多还是政治犯，估计是考虑到这些人在大城市里，属于不安定因素，所以，把他们流放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地方来，相对要安全一点。这些人刑满以后，也就转为工人在这里工作了。
毕竟来自大都市，他们给人的感觉是有文化、很聪敏，并且心灵手巧，加之，当时的上海，是全中国景仰、效仿的时尚之都，因而，这些人自然而然地，也就成了我们这座山区小城的时尚风标。我记得七、八十年代的时候，城关人要是做衣服，那些讲究的大姑娘、小伙子，都会到齿轮厂找裁缝加工，然后时不时地拿来炫耀一番，当然，那时厂里裁缝做的衣服，也的确是六安最漂亮的。
我对齿轮厂的了解，仅此而已，没有刻意打听，也没有刻意去认识。因为我对服装穿着不讲究，所以这个地方，对我来说，算得上是毫不相干，对于一个与己毫不相干的人或地方，不去关心、不去认知，也属正常。
直到四、五年前，我开始在新淠河里游泳，河的对岸就是齿轮厂，此时的齿轮厂，已属地处繁华的闹市了，虽然我游泳的地方，与齿轮厂只有一河之隔，河上也架起了吊桥，几乎每天我都会在那里锻炼一会，但是，头两年我依然没有走过吊桥到这个地方看看，不过，这不是回避，而是忽视。
一天早晨，游完泳，我的一个叫野狐禅的泳友，喊我一起吃早点，他把我带到了齿轮厂的家属区，这时，我才真正第一次到这个地方，也是第一次开始留意起这个地方。
现在的齿轮厂，经过下岗、改制等一系列的折腾，早已没有了过去的辉煌，至少从家属区来看，老旧的宿舍、破烂的道路、杂乱的搭建，显然已是落日黄花。但若仔细观察，那斑驳的红墙，高大的建筑，你依然还是可以隐隐地看得出一个老国企曾经的显赫。
第一次吃早点，是在一对老夫妻开的馄饨铺。没有招牌，店铺也算不得真正的商铺，只是临街的宿舍改造，客厅里摆放着两张小方桌，后房似乎仍做卧室，完全是一副居家的模样，店不大，倒也干净清爽。
婆婆一边下着馄饨，一边不急不慢地与你说着话，老伴则在一旁一声不吭地收拾着碗筷，动作同样也是不急不慢，对于来往的客人，没有过分的热情，但也不觉得怠慢。每天准备的馄饨不多，一般早早就能卖完，生意似乎可有可无。客人大多是厂里的熟人，一边吃着，一边闲散地聊着天，聊天的内容也无非是家长里短、天气菜价、张家娶媳妇李家嫁姑娘之类，没有急着上班的紧张，也没有忙着赶路的慌张，一切都是慢悠悠的，说是早点铺，其实看起来更像一个打发时光的小茶馆。很久以后，馄饨的味道倒是忘记了，但是，那种轻松随意的氛围却让我一直记着。
渐渐地，我喜欢上了这个地方，只要时间充裕，我都会不慌不忙地找上一家早点铺，懒懒散散地去混上一段时间。
去比较多的，是那家卖小笼包子的铺子。爱去这家店，不是包子有什么特别，也不是味道令人难忘，而是这个店主挺有意思。店主是个年轻人，清瘦白净，看上去应该是个工人或是工人的子弟，很少说话，表情很平淡，甚至有点木然，里里外外一直默默地忙碌着。
不过，话虽不多，但无论是端包子还是送碗筷，或是擦桌子，你都能从他的一举一动中，感到细心、真诚和严谨。最让我新奇的是，他居然穿着一身西装革履，看得出，虽然西装是廉价的，但干净整洁，皮鞋也不是什么名牌却擦得光亮，看惯了市面上那些卖早点的，到处油糊啦叽，穿着邋遢，嘈杂吆喝，这时你才发现，即便是个小买卖，这个店主也能让你体会到做事的认真和待客的尊重。
我想这就是中国工人的与众不同吧。
中国的产业工人，从三十年前“领导一切”的老大哥，渐渐地转变为今天社会最普通的劳动者，工作辛苦、收入低微，无论是在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，都已不可同日而语，这种角色的转换，相信在他们的心里一定是经历过失落和彷徨、不解和挣扎，甚至于会惶恐无措、无所适从，但是，他们并没有一味地怨天尤人，虽然生活境况不尽如人意，他们依然能够保持着良好的素养，不自暴，不自弃，淡然沉默，勤恳地工作，认真地生活，这是工业化流水线生产下，严格纪律约束的结果，也是集体意识教育下的自我服从，所以，时间久了，他们身上所体现的良好举止行为，应该不是有意使然，只是习惯而已。
齿轮厂的早点，廉价、平实、自重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这似乎正是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一个缩影。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